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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科技讯 10月24日消息，今天下午，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来到清华经管学院发表中文演讲，分享了自己为什么创立Facebook的三个故事。

扎克伯格称，2004年建立Facebook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基于人的连接，当时互联网上可以找到几乎所有的东西（新闻、音乐、书、电影、买东西），可是没有服务帮我们找到生活上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

扎克伯格表示，当你有了使命，它会让你更专注，更用心。当时微软和谷歌没有做这样的产品，令小扎很诧异。从学生、到社会上所有的人，到其他国家甚至全世界，Facebook的迅速的扩展，都是因为人跟人连接是很重要的。扎克伯格表示，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已经成立了移动为中心的公司。

与此同时，扎克伯格还对Facebook的未来发表了看法，并引用马云的话：“和15年前比， 我们很大；但和15年后比，我们还是个婴儿。”Facebook真正的目标是连接世界上的每个人。扎克伯格表示，世界上差不多三分 之二的人没有互联网，把他们连接起来，我们必须扩大整个互联网。包括通过卫星和飞机扩展新技术，并且让互联网更便宜。

扎克伯格最后表示，要相信你的使命，然后用心去做，可以成为全球领导者，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可以用互联网影响全世界。

以下为小扎演讲全文：

扎克伯格清华演讲：我为什么创立Facebook？

清华是个非常好的大学；这里的学生们正在创造很多重要和创新的东西；你们是未来的科技，商业，及其他行业的领导者。今天我想讨论改变世界的话题。很多人会告 诉你怎么创立企业，怎么解决问题。今天我想关注一个不一样的问题。不是“怎么去创立”，而是“为什么创立“。这就是使命的本职。今天我想告诉你三个故事。就三个故事。

2004年，我创立了Facebook，因为我觉得能在网上和人连接是非常重要的。那时候，互联网上有很多网站，你差不多可以找到所有的东西：新闻、音乐、书、电影、买东西，可是没有服务帮我们找到生活上最重要的东西：人。

人是我们生活最重要的东西。请大家看看这个房间，你们看到了什么？不是这个桌子，这个椅子，而你关注的是人。这是人类的特点。每个人多想跟他们的朋友和家人联系。当我们可以分享和联系，生活会变得更好。当我们分享和联系我们可以和家人和朋友有更好的关系。 我们的企业更强大是因为可以和客户有更好的沟通；社会也会变得更强大是因为我们知道得更多。当我创立Facebook的时候，我不是要创立一个公司。我想要解决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把人们联系在一起。当我看到中国的公司，像阿里巴巴和小米，我看到了一样的故事。当你有使命，它会让你更专注。

我第二个故事是关于“用心” 如果你有了使命，你不需要有完整的计划，往前走吧！你只需要更多用心。

我在哈佛大学的时候，我和我朋友每天晚上吃比萨，讨论未来。在我们推出Facebook的第一版时，我记得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的产品把学生连接起来了，当时，我们想，总有一天会有人创造连接世界的产品。

有趣的是我没想到我可能会建立这个连接世界的产品。我只是一个大学生。我觉得一个大公司，像微软或谷歌会开发这个产品。他们有好几千的工程师和上亿的用户。他们应该开发国际社交网络。但是，他们为什么没做？我常常想这个问题。我们只是大学生我们没有计划，我们没有资源。我们是怎么创造出这个拥有十五亿人以上、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社区的？我们只是更“用心”。

在路上的每一步，都有人会说新的想法不会成功。我们面对过好多问题，改变过好多次。我们开始只是一个服务美国学生的小产品。一开始的时候，有人 说：“Facebook只是给学生用的，所以它永远不会是重要的。” 可是我们继续前进，终于，我们把Facebook开放给所有人。后来，又有人说：“好，现在别人也用了Facebook，但是他们很快就不会再用它。”可是我们还是继续。人们继续用它，是因为人跟人连接是很重要的。然后有人说：“可能他在美国有用，但他不会在其他国家有用”。可是我们还是继续。扩大到世界其他国家。有人说：“社交媒体永远不会赚钱”。可是我们还是继续。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企业。然后有人在说：“人们不会在手机上用Facebook”。可是我们还是继续。今天我们成立了移动为中心的公司。

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没有人知道。我们能继续是因为我们用心。很多公司在创造社交媒体，但是他们害怕这些问题。我们相信， 社交媒体和链接世界是重要的。我们相信，虽然我们不知道每个答案，我们还可以继续帮助人们，链接人们。我们只是更用心。我们一直在努力，现在十五亿人在用 Facebook。不要因为要改变，就放弃。中国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一直努力，你会改变世界。

我第三个故事是关于向前看。马云说过一句话我很喜欢：“和15年前比， 我们很大；但和15年后比，我们还是个婴儿。”为了重要的使命，你了解的更多，你也会觉得要做的事情更多。十年前，我们的目标是连接十亿人。因为以前没有互联网企业做到过， 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目标。当我们达到了这个目标，我们开始明白十亿只是一个数字，我们真的目标是连接世界上的每个人。这难多了。世界上差不多三分 之二的人没有互联网。把他们连接起来，我们必须扩大整个互联网。

要做到这个，我们要解决很多的问题。超过十亿人不住在网络附近。所以我们需要创造新的技术——像卫星和飞机，把他们连接起来。 超过十亿人没有钱上互联网， 所以我们需要让互联网更便宜。 大约二十亿的人没有用过电脑或互联网，所以我们需要创造新的方案， 帮助他们连接起来。三年前，我们成立 Internet.Org,去扩大互联网。我跟我们的董事会说， 我觉得我们要花十亿多美元。他们问我: 这个东西怎么赚钱？我告诉他们：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链接人是我们的使命，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向前看，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整个计划，但是如果我们帮助人们，未来，我们也会获益。这就是向前看的意思。每走一步，你可以创造新的东西。以前你觉得是不可能的，现在就可能。现在你面对非常难的挑战， 你努力，也会解决这些挑战。请一直向前看。

中国历史是一直创新的。中国给了世界四大发明：造纸，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学习对创新最重要。在清华，你们有很好的学习机会，这些机会会帮助你们有美好的未来。

几年前，我的妻子, Priscilla, 在一个北京的医院学习。她选择北京，因为她想要在中国，和非常好的老师学习。我的中文很糟糕，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学习中文。你多学习会在生活里创新，也会在 工作上创新。在你开始做之前，不要只问自己怎么做。要问自己：为什么做？你应该相信你的使命。解决重要问题。要用心。不要放弃，要一直向前看。你们可以成 为全球领导者，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可以用互联网影响全世界。

我非常兴奋今天在这里可以和清华学生，和线上的朋友交流。多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们一起来连接世界。

一份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对英文以及母语有听说读写能力的美国移民子女，在就业市场上占有优势。这份新的调查报告将对英文学习政策制定者在未来制定相关政策时，起到提示作用。

　　双语能力的移民子女在美国职场更吃香

　　据美国中文网报道，这份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民权计划和教育测验服务中心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如果移民子女只会讲英语，不懂家人使用的母语的话，每年收入会减少2,000至5,000元美元。相反，如果移民子女是对英语和家里使用的母语应用自如的“平衡双语人”的话，更可能比只懂英语的移民子女有更高的收入。此外，他们也更可能从高中毕业，上大学，进入更有地位的行业，拥有更多社交网。

　　报告作者甘达拉（Patricia Gándara）表示：“除了英语之外能说第二种语言，并且可以和多文化的人群交流，在当今的世界显得尤为重要。” 甘达拉还指出，会说英语和西班牙语的拉丁裔移民子女，其进入大学学习的比例也更高。她说：“我们没有协助他们维持他们在家里学到的语言能力，但会讲英语确实很重要，可是维持移民语言也为他们提供额外优势。”

　　甘达拉发现，经济学家此前一直认为，双语人才在美国就业市场没有所得优势，有时候他们的工资甚至会比只会讲英语的人要少。甘达拉觉得这种结论不合理，并质疑如果说双语没有好处的话，为什么这么多父母让孩子学双语或上双语学校。甘达拉探讨各种有关研究，断定双语能力确能导致收入增加和更好的教育结果。她也断定以前那些认为双语人才没有优势的研究，是根据人口普查资料，不是教育程度资料。

　　联邦中小企业署（SBA）经济发展专员郭曼丽也曾在纽约指出，华裔特别是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一定要保留多元文化优势。不少华裔政府员工因不会讲中文，也不了解华裔社区，而被联邦或州府、市府解雇。

　　郭曼丽说，“华裔与非华裔美国人竞争政府职位时，最大的优势就是会中文及对华裔社区的了解，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第二代千万不可丢弃这一先天优势”。

江苏徐州市的李群今年从亲朋好友处借钱，投资二十万元加盟了一家连锁幼儿园。“我在网上查了好多资料，不是说中国要出现新的婴儿潮吗?所以我就拼一把，抓住这个机会!”他野心勃勃地告诉第一财经客户端。

李群不是唯一看好婴儿潮商机的人。第一财经客户端七月份发表的关于全面二孩政策有望年内落地和9月下旬的人口大数据系列报道引发了多只二孩概念股涨停，就是社会追捧第四次婴儿潮的一个集中体现。

今天我们要回到原点探求真相，第四次婴儿潮真的伴随着诱人的商机如期而至了吗?如果还没有，那么，它真的会来吗?

预想中的婴儿潮

从十年前开始，就陆续有关于中国要迎来新一轮婴儿潮的声音。所谓婴儿潮(Baby boom)指的是在某一时期及特定地区，出生率大幅度提升的现象。从这个概念来说，与其说婴儿潮是个人口学名词，不如说它是个社会学名词。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总之婴儿潮是指婴儿数量大幅度增加的现象。

尽管学界对婴儿潮的界定还有不同看法，总的来说，对1945年以来中国的三次婴儿潮已经基本达成共识。

第一次婴儿潮是1950年代。1945年之后，年出生人口首次超过1000万，到1957年达到2138万的高点后开始明显下降。到1961年，达到1141万的低点。

第二次婴儿潮从1962年开始，持续15年保持在2000多万的高位，直到1976年。

第三次婴儿潮从1986年到1990年，这5年形成一个潮峰，其中1990年以2621万人达到中国年出生人口的最高点。从1992年开始，年出生人口持续下降，到2000年后略有增加，但始终在1600多万的水平徘徊。

从历史上看，婴儿潮在许多国家都有发生，而且原因多种多样。通常可能起因于振奋人心的事件，比如农作物丰收、打赢战争及赢得体育竞赛等。最著名的婴儿潮发生在美国，从1945年二战结束后，大批军人从战场返乡，掀起一轮生育高潮。从1946年到1964年，美国共有7590多万婴儿出生，约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分析各国婴儿潮的规律，可以发现，除了上述特殊原因导致的婴儿潮之外，还有一种回声婴儿潮。这种婴儿潮的产生，不是因为生育率的明显提升，而是因为上一波婴儿潮的人群到了生育高峰期，因此产生了一个类似回声的婴儿潮。按照现代人婚育的年龄推算，婴儿潮之后24~30年会出现回声婴儿潮。中国八十年代出现的第三次婴儿潮就属于六七十年代婴儿潮的回声婴儿潮。这也可以解释一个疑问：为什么1980年代中国采取了严厉的生育控制政策，竟然还能够出现一个短暂的潮峰。

预想中国会在2010年左右会出现婴儿潮的人们更多的是基于回声婴儿潮的理论。理由很简单，1986年出生的2319万婴儿到2010年已经24岁，正处于生育旺盛期，新的婴儿潮出现顺理成章。

问题是，新的婴儿潮真的出现了吗?

学者：根本没有新的婴儿潮

第一财经客户端咨询了多位人口学者，他们的回答基本一致，按照统计数据，从1992年中国年出生人口降到1875万之后，就一直没有超过1800万，尤其是最近十几年，始终在1500多万到1600多万徘徊，根本没有出现婴儿潮。

“按照人口变动规律，是应该有个出生的小高峰，但是查看这十几年的统计数据，只有小的出生波动，根本没有什么明显的婴儿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预测专家王广州说。

让我们一起看一看从2005年到2014年10年间的年出生人口数量。根据统计数据，2005年出生人口为1617万，此后一直在1600万左右徘徊，最高点是2014年的1687万。

2012年是中国农历的龙年，按照传统习惯，有些人预料当年会出现一个小的出生高峰，但当年出生人口仅为1635万，劳动年龄人口在这一年出现了首次净减少。

2014年是单独二孩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的一年。此前有关部门曾经担心，放开单独二孩可能会导致年出生人口显著增加。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发布会上曾经表示，放开单独二孩后，头几年可能每年增加200万出生人口，可能呈现一个小波峰，但不会出现所谓新一轮婴儿潮。

但2014年的出生人口仅比上一年增加了47万。这就使得过去十年间的年出生人口数量显示出一条平平的波浪线，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潮峰。

据国家卫计委的统计，截止到今年五月底，全国1100万对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夫妻仅有145万对提出了再生育申请，数量之低令人意外。

早在2014年12月的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讨会上，王广州以及中国人民大学顾宝昌、北京大学郭志刚、李建新、乔晓春，复旦大学彭希哲、王丰，南京大学陈友华、黄文政等多位人口学者已经表示，单独二孩政策全国遇冷敲响了警钟，全面二孩应该及早落实。

王广州通过对多次人口普查和人口变动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目前的已婚一孩育龄妇女中，约有40%超过40岁，已经接近生育期末端。

他在今年发表的《生育政策调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反思》中预测，假定在2015年全国统一放开二孩，2016年新增出生人口为565.8万人，2017年达到增量最高峰583.2万人，此后逐年降低。这一预测通过人口仿真模型做出，被多位人口学者评价为“靠谱”，远远低于此前有学者提出的“全面二孩后每年将增加出生人口数千万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口学者李建新认为，目前的生育主力军是80后、90后，他们的生育观念跟60后、70后的父母辈不同，再加上生育的机会成本和抚养成本很高，即使完全放开生育也形成不了所谓的婴儿潮。

和双独夫妻、单独夫妻可以合法生育二孩却放弃的现实相反，一批不符合生育二孩政策的非独夫妻在盼望着自己能够合法地生育二孩，这其中绝大部分是70后。今年十一假期，一群70后非独人群徒步去山西翼城考察全面二孩试点的成效，希望以此举唤醒社会对70后非独人群生育权的关注。

婴儿潮：天使还是魔鬼?

婴儿潮在李群眼里，是金光闪闪的商机，所以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决意要押上身家投资加盟幼儿园;在股民的眼里，婴儿潮是红艳艳的涨停板，它拉升的不光是一个个二胎概念股，同时还以巨大的消费需求为股市上涨奠定了扎实的经济基础。

在另外一些人眼里，婴儿潮却具有巨大的负面影响。虽然十多年前就有一批又一批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人口学者、经济学者多方呼吁，尽快调整生育政策，使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正是害怕生育政策放开后可能出现的婴儿潮，政策调整动作迟缓，踟蹰良久不敢妄动。

单独二孩政策遇冷后，社会关于尽快放开普遍二孩的呼声高涨。对出生堆积的恐惧再次阻拦生育政策迅速应时而动。杨文庄曾公开称，如果现在普遍实施二孩政策就会使我国的生育水平有一个很大的反弹，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也会使我国制定的人口发展目标受到影响。

在人口学者梁中堂看来，根本不必对生育政策放开后的所谓出生堆积“谈虎色变”。他分析，2005年前后，上海市等一些地方允许“双独户”生二孩，也曾预计会有“生育堆积”带来的生育高峰，结果并没有发生。而1985年开始实施的山西翼城二孩试点更加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

人口出生率与股市、房地产市场、经济繁荣度之间有紧密的联系，美国1946年开始的婴儿潮带动从玩具到房地产、汽车业的繁荣，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

人口学者、《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认为，中国目前老龄化加速、少子化严重的人口结构，恰恰需要一次婴儿潮，持续为未来数十年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孩动力”。

中央党校经济学者周天勇对中国1974年到1994年人口增长变动数据与1994年到2014年经济增长数据做了相关性分析，结果发现两者高度相关。

他分析，人口因素是中国目前出现经济下行的首要原因。人口结构中婴幼少青年等人口比例的快速下降，通过消费群体和收入边际消费率的不同，影响国内的投资消费，进而使经济下行。

预想中的第四次婴儿潮没有如约而至，我们是该松一口气还是叹一口气?从人口数据来看，婴儿潮爽约已经传递出一个危险信号：即便是在上一波婴儿潮高峰期人群进入生育高峰的今天，仍然没有出现相应的回声潮，这意味着整体生育意愿和生育率已经低到一个值得警醒的地步。

今天的婴儿不仅是奶粉、尿不湿和玩具的消费者，更是明天的劳动力、纳税人、创新者和企业家。从这个角度来说，第四次婴儿潮爽约并不只是少生些孩子这么简单，而是事关未来谁来纳税、谁来消费、谁来养老的头等大事，值得有关方面全力以赴、积极主动地去应对。

中国买家正筹划在澳大利亚竞购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约等于中国浙江省面积），连同近20万头牛，其中就包括世界最大的养牛场AnnaCreek。据英国金融时报10月12日报道称，预计售价将为3.25亿澳元（合15.1亿元人民币）。

来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消息称，土地的所有者、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私人土地持有人基德曼公司（S.Kidman&Co）表示，预计下月初有望宣布夺魁者。

今年4月初，基德曼公司表示将出售旗下土地所有权，包括位于西澳大利亚、昆士兰、南澳大利亚和北领地等的18处牧场的租约。该公司实质是家族企业，98%股份为基德曼家族持有。

这次大手笔出售很快吸引了中国投资者的目光。

被认为有望中标的企业包括总部位于广州的植物油生产商东凌粮油(DonlinksGrainandOilCompany)、上海鹏欣(ShanghaiPengxin)以及一个由上海中房置业(ShanghaiCRED)牵头两家民企组成的财团，竞购者中还有大型民企上海证大和杉杉集团。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这突显出中国新崛起的中产阶层对肉类日益增长的需求。Dealogic的数据显示，中国日益偏重肉类的饮食结构使得中国企业仅在过去五年里就为食品领域的跨境收购支付了近200亿美元。

基德曼公司董事总经理格雷戈·坎贝尔表示说，“基德曼董事会会议定于11月2日召开，会上将讨论和遴选出竞标者，计划确定一位优先投标人推荐给股东们，由后者决定是否接受。”

坎贝尔表示，“目前竞标的第二阶段工作已近收尾阶段，本月27日，为数不多的投标人将递交最终的具有约束力的标书。”

坎贝尔指出，基德曼方面正致力于获得政府方面的批准。“例如，在西澳大利亚，即使牧场租约本身并未出售，但如果拥有租约的公司控股权发生变更，也须得到政府批准。”“此外，还有多种联邦法律程序要走；任何海外财团投资则要求获得外资准入的批准。”

坎贝尔表示，这一过程可能比预期的要长，“预计到10月27日能够结束。如果无法按时达成，出售计划将推后。”

中资收购澳大利亚资产面临不少阻力。就在上个月，新西兰否决了上海鹏欣旗下子公司斥资8800万新西兰元（合5800万美元）收购面积1.38万公顷的Lochinver牛羊养殖场交易案。在评论这项与该国的外国投资审查机构建议相悖的裁决时，新西兰土地信息部部长路易丝？厄普顿(LouiseUpton)称，新西兰可获得的益处“不够多”。

澳大利亚副总理、国家党领导人沃伦·特拉斯（WarrenTruss）上月在接受《澳大利亚财经评论报》（AustralianFinancialReview）采访时表示：“如果没有澳大利亚买家的话，将令人失望。”

该报在本月初的报道中称，澳大利亚国防部表示，因基德曼公司在绝密的乌美拉（Woomera）导弹发射试验基地拥有地产，任何新买家都须经过安全评估。

消息人士还表示，尽管与基德曼家族牧场距离有数百公里，由美澳联合运作的松树谷（PineGap）国防卫星监视基地也可能使出售给中国买家的过程复杂化。

北京时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获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也是中国科学类诺奖零的突破。有评论指出，屠呦呦获诺奖将开启一个时代，中国科学界厚积薄发，以后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

但同时有人质疑，为何中国第一位科学类诺贝尔奖得主，竟然多次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甚至没有得到过国家自然科学奖的一等奖？中国网络上有人戏称屠呦呦是“三无”科学家，即无博士学位，无留洋背景，无院士头衔，以此讽刺中科院院士的选拨机制。也有人称，屠呦呦获诺奖的理由是发现青蒿素，而青蒿素是应毛泽东要求，举国体制下集体科研的结晶，所以屠呦呦获奖是对其他人的不公平。

诺奖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10月5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琳斯卡医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由爱尔兰医学研究者威廉•坎贝尔、日本科学家聪大村（Satoshi ōmura）以及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获得。屠呦呦独得一半诺贝尔奖金，威廉•坎贝尔和聪大村共享另一半诺贝尔奖金。屠呦呦的获奖理由是“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屠呦呦是第一个发现青蒿素对疟疾寄生虫有出色疗效的科学家”，“青蒿素能在疟原虫生长初期迅速将其杀死，它的作用不可限量”。

屠呦呦是谁，青蒿素又是什么？其实青蒿素并非刚被发现，青蒿素的发现源于毛泽东亲自要求成立的“523任务”。1966年，毛泽东指示称：“把解决热带地区部队遭受疟疾侵害，作为一项紧急援外、战备重要任务立项”。1967年，从事疟疾研究的37个单位、88名代表召开会议，成立“523领导小组”和“523办公室”。由于最高领导的直接过问，“523任务”一直运行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屠呦呦是1969年才加入“523任务”的，所在的小组是“中药研究小组”，屠呦呦任组长，小组成员还有余亚纲、顾国明、钟裕容等。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最先研究青蒿的不是屠呦呦，而是余亚纲。余亚纲和顾国明发现青蒿对鼠疟原虫有特殊的抑制效果，效果达到80%，但他在1970年被调离“523任务组”。余亚纲离开时，将研究成果告知了组长屠呦呦，屠呦呦接过了余亚纲的研究任务。屠呦呦从青蒿中成功提取出样品，该样品对鼠疟原虫具有100%的抑制率。1972年“523任务组”上报该发现，后来该小组荣获一系列奖励，但这些奖励都是针对研究集体，并不是发给屠呦呦个人。1996年该小组又荣获“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屠呦呦在得奖人名排序中位居第九位。

1972年，屠呦呦以组长身份作关于青蒿素的汇报时，题目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抗疟中草药工作”。有观点认为，青蒿素的发现是在军民联合的大项目、大协作背景下产生的，那个时代毛泽东的指示是一切工作的依据，为了青蒿素的发现，上百位中国顶尖的药学家努力工作数年。但西方国家不理解中国的科研体制，他们认为“奖项只颁发给最先的发现者”，“屠呦呦以组长身份向我们介绍了青蒿素”，“屠呦呦是青蒿素的最先发现者”，所以该奖项只能颁发给屠呦呦。

屠呦呦获奖有人不信服

屠呦呦在颁奖典礼上说“青蒿素的成绩属于科研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但她的这些谦逊的言论并没有获得中国业界的称赞。有业内人士指出，“她从来没有承认过别人的工作，现在的致谢被认为是缺乏诚意的”。屠呦呦的代表作是《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这部出版于2009年的著作，因为引文署名的细节招致了广泛的批评。有人认为，书中未能充分肯定其他研究小组和研究成员的作用，并且屠呦呦夸大了自己在“523项目”中的作用。

《科学》杂志曾报道，“屠呦呦获奖点燃了一个争议：是否应该把研发出强有力的抗疟药物——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府的一个大规模项目的成果——归功于一个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称，“我们作为无争议方试图和屠呦呦交流也有一定困难，不理解她把中医研究院的原始材料至少有段时间收藏在自己家，不愿给我们看”。自“523任务”完成后，中国药学界很多人认为屠呦呦“不够淡泊名利”“个性执拗”。

很可能是关于青蒿素发现权的争议，导致了屠呦呦多次落选中科院院士。屠呦呦落选中科院院士，说明其研究成功并未获得中国主流科学界的认可，但这并非否定青蒿素的的历史地位，而是对青蒿素因为对青蒿素发现权难以界定。曾有中国科学界称，“青蒿素不重要吗？挽救了数百万人，非洲十几个国家普及率100%，谁敢说不重要？但我们无法确定奖项的归属，青蒿素属于一个集体。”更有人称，青蒿素作用的发现顺序是余亚纲、顾国明和屠呦呦，屠呦呦只能排到第三位。

青蒿素的发现，是特殊时代根据毛泽东的要求而做到的，当初报告大会上称“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有人认为，屠呦呦的贡献在于青蒿素的提纯，青蒿素是集体协作的结晶，是举国体制的胜利。但西方科学界更注重个人独创性的贡献，诺委会成员称“屠呦呦最先在中国政府做青蒿素的报告”，“屠呦呦作为组长向我们介绍了青蒿素的作用”，并认定屠呦呦是青蒿素发现的第一人。屠呦呦获诺贝尔奖引发争议，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科研体系的区别。